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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古吉的非洲困境:在后殖民的世界中寻找本土与全球化的平衡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非洲作家之一。其实他的名字应该读作“古吉”,意思是“工作”;瓦‧提安哥是肯尼亚的命名习俗,意思是“提安哥的儿子”。在英文图书馆中,这个陌生的非洲名字让读者们常常不确定,应该把他列在“W”还是“T”之下;在中文图书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是三本署名为“詹姆士‧恩古吉”的小说——这也曾是他的名字。我们从名字开始说起,因为没有什么比他的名字更能直接地体现出这位肯尼亚作家的人生和文学历程。

  136年前,1884年11月15日,14个欧洲国家在柏林举行会议,历时104天,讨论签订了殖民非洲的游戏规则,肯尼亚被划归英国,成为英国的“东非保护地”。54年后的1938年1月5日,詹姆斯‧恩古吉出生于肯尼亚中部、首都内罗毕以北30公里的利姆鲁镇郊区卡米利图村,他是他父亲四个妻子中第三位妻子所生的第五个孩子。

  詹姆斯‧恩古吉出生的村子是一个1900年代初殖民政府掠夺肯尼亚土地时建立的殖民村落。这片世代由本地人居住的土地,在肯尼亚被殖民后,划归成白人专用土地,被称为“白人高地”。恩古吉的父亲也因为1916年的《大英帝国法案》,从一个农民变成垦荒者。

  1947年,恩古吉开始在当地的教会学校上学,后来转去了独立的基库尤族(肯尼亚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编者注)学校。当时还叫做詹姆斯的恩古吉,喜欢读狄更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约翰·布坎的作品,喜欢在学校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1952年10月,肯尼亚高地爆发了一场持续一年的武装农民起义,肯尼亚人要夺回被英国殖民政府分配给少数白人农民的大片土地。英国政府随即宣布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这次起义随后发展成了在阿伯德尔山脉和内罗毕北部的肯尼亚山脉附近的游击战争,高峰的时候,有一万五千名左右自称为“肯尼亚国土自由战士”的游击队员在丛林中生活战斗。在这场估计上万人丧命的八年战争中,恩古吉的一个哥哥在游击战中丧命;另一个兄弟,因为聋哑,没有听见英国士兵让他不要动的命令而被射死;他的母亲因为儿子参加游击队,遭到三个月隔离监禁——但她还在狱中不停写信,让恩古吉千万不要辍学。

  1960年,英国政府委任研究学者科夫里德(F. D. Corfield)将1952年的这次农民起义评价为“停滞数百年的原始民族难以适应现代文明冲击”,史称“茅茅起义”,却没人确定“茅茅”一名由来的。这次起义促进了肯尼亚反抗殖民的独立运动,也对当时14岁的詹姆斯‧恩古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3年,恩古吉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加入关于十年前这场起义的辩论,他认为科夫里德只是“受托为肯尼亚的殖民政府民族反抗的残酷行径辩护”,他反对肯尼亚人民“原始”和“未摆脱石器时代”的描述,认为“茅茅起义中的暴力是反对非正义的暴力;而白人的暴力是阻挠正义诉求的暴力”。

  也是在1963年,肯尼亚正式宣告独立。次年,詹姆斯‧恩古吉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马克里里大学——完成了英语专业本科学业。同年,他用英语出版了《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这本书1984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是在国内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恩古吉作品之一。这是第一部由东非作家写作出版的英文小说,故事以茅茅起义为背景,刻画了英国农场主霍兰德先生,为霍兰德先生工作的黑人恩戈索,恩戈索全家第一个上学的孩子恩约罗格,恩约罗格总角之交的父亲、和霍兰德先生做生意的黑人农场主贾科波等不同角色,书写了黑人在白人的宗教、文化、经济、政治多方面压迫下做出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命运。

  “我想贾科波能像霍兰德先生那样富裕,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书中的主人公恩约罗格说,“如果我们都能像贾科波的大儿子约翰那样到学校念书,那就更好了。人们总说,他已经在肯尼亚完成了学业,现在要远走高飞了⋯⋯”

  “英国、缅甸、孟买或印度都一样,都是远方的国家,要到那里必须飘洋过海。”

  1964年,恩古吉也飘洋过海,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硕士。1965年,他依然用詹姆斯‧恩古吉这个名字,出版了讲述被殖民者分裂宗教信仰的两个村庄的故事《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1967年,他出版了同样描写茅茅起义的《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并开始在内罗毕大学任教。这些作品的成功并没有让他自满,在利兹大学的日子里,他开始阅读马克思、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逐渐意识到无所不在的文化殖民主义问题。1968年,他和另外两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废除英文系》的文章,问道:“如果真的有必要学习某个单一文化的历史谱系,为什么不是非洲文明呢?”他开始感到,英语的名字、英语文学和宗教都是殖民主义强加于殖民地的、不真实的身份,这种“英语属性”是一颗文化炸弹,它“消灭了一个人对自己名字、语言、环境、抗争历史、团结、个人潜能和根本上对自己的信念。它让人们把自己的历史看作一无是处的废墟……驱使人们去认同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比如,其他人而非自己的语言”。在这种观点下,“詹姆斯‧恩古吉”并不能算是一个文化身份,而是“非身份”,是对自身原本的否认和异化。所以,去殖民化就是要否定这种否定,寻找线年,詹姆斯‧恩古吉把名字改成了恩古吉‧瓦‧提安哥 。也正是这位新的恩古吉——恩古吉‧瓦‧提安哥,将更加深刻地抵制语言的殖民,写下后殖民主义的经典著作《精神的去殖民化》(

  Decolonizing the Mind)和魔幻现实主义巨著《乌鸦法师》(Wizard of the Crow)。他辞去了内罗毕大学的教职,去美国西北大学担任了两年访问副教授。1971年,他又回到内罗毕大学,在肯尼亚教学,继续出版小说和戏剧作品。肯尼亚独立了,但传统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演变成新殖民主义。1977年,恩古吉‧瓦‧提安哥用基库尤语写作的戏剧《我要在想结婚时结婚》(

  I Will Mary When I Want)在家乡利姆鲁上演,演员是村里的工人和农民。这部作品发问:肯尼亚独立了,外国侵略者走了,但是现在呢?压迫底层人民的人从白人变成了和白人一样的“自己人”。因为这部作品,1977年,恩古吉‧瓦‧提安哥未经审讯就被政府抓捕入狱。在狱中,他在厕纸上继续写作。他决定彻底抛弃英语,转用基库尤语创作。对当时的肯尼亚政府来说,用本国语言创作的批判文学是更大的威胁。1978年出狱后,他的作品被审查,禁售禁演。在不断收到当局的恐吓和威胁之后,1982年,恩古吉‧瓦‧提安哥被迫流亡海外,他和他的作品一起在肯尼亚消失了。直到总统莫怡(Daniel arap Moi)的独裁统治在2002年结束,他的作品才又重新被允许发售。2004年,带着从1997年开始创作的新作《乌鸦法师》第一卷,恩古吉在流亡22年后,终于得以重访故乡。

  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关于阿布瑞利亚自由共和国的第二位领袖患的怪病,有许多理论,但流传最广的有五个版本。”

  这是厚达784页的鸿篇巨著《乌鸦法师》开头第一句话。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国度——阿布瑞利亚自由共和国,为了庆祝阿布瑞利亚领袖的生日,几位大臣们绞尽脑汁,宣布造一个建筑界的奇迹“登天”(Marching to Heaven),来为伟人歌功颂德。这座想象中的“登天”高耸入云,将和巴别塔一样载入史册。为了建造这座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他们向受邀前来的世界银行代表展示这一计划,希望赢得来自世界银行的拨款,却未想到,从宣布建造“登天”的庆生会开始,这个统治阶级与底层人民和谐共处的国度,像火车脱轨般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全国上下都是人们排起的长队;“登天”计划的主席突然患上了不能说话、抓耳挠腮的怪病;还出现了一位据说能帮人驱魔解忧、升官发财、包治百病的“乌鸦法师”。

  《乌鸦法师》美国版在书中,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蝴蝶效应一般环环相扣又出人意料的精彩剧情,还可以尽情欣赏恩古吉在小说中捕捉非洲政治生态的辛辣幽默的笔法:“有时候,执法人员会驱赶那些乞丐,但只是做做样子,因为监狱已经满了。大部分的乞丐倒是希望能进监狱,因为监狱里至少有床睡、有饭吃。政府也注意不要让驱赶乞丐的工作影响到旅游业,因为街上的乞丐和野生动物的照片,是游客们发给亲朋好友证明自己来过非洲的证据。”故事中还处处可见荒诞的命名艺术,概念和概念的偷换挪用,名词和名词的叠加重复,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小说中故事和人物的荒谬。

  在讽刺的魔幻现实之中,小说反映的却是真实的非洲困境。作为用本土语言书写的非洲大陆上的故事,反抗殖民主义是小说的重要母题。小说中的几位世界银行代表就是西方世界及其引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缩影。恩古吉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需要看到金融市场在全球化中的统治位置,而真正的生产创造——生命,却被无生命的存在管辖。”从过去是黑奴贩卖的受害者,到如今被世界银行贷款裹挟,非洲的命运并没有真正改变。

  《乌鸦法师》不仅有殖民历史作为故事背景,也把目光看向一个国家去专制化的未来,这一点让它不同于恩古吉之前的其他作品。它是一部后殖民小说,更是一部后专制主义作品。这与作者自身受到政治压迫的经历息息相关。小说中的“领袖”,就取材于作者流放期间在位的肯尼亚总统莫怡,并且也有许多其他后殖民时期独裁者的影子。这位“领袖”要求民众绝对的服从,要求属下在忠实自己的同时互相勾心斗角,软禁自己不顺从的妻子,把砍下的敌人的头颅挂在房间的墙上欣赏。

  作为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小说解构了这种后殖民时期专制主义的威权。首先是从讽刺的手法上:“领袖”的几位大臣们为了显示对“领袖”的忠诚,纷纷做了面部整容手术,有的延长耳朵,有的扩大眼睛,把自己整容成了字面意义上的“领袖”的眼目喉舌;“领袖”在访美之行后,真的如同流传已久的谣言所说的那样,患上了被一名白人教授称为“自发性胀大”的怪病,“他的身体开始像气球一样吹了起来,整个身体越来越鼓,比例倒没有变形⋯⋯领袖看起来在爆炸的边缘,而且,他哑巴了”。这种讽刺手法常见于描述大独裁者的小说,通过延展现实和夸大人物,充分体现出故事的荒诞性。更根本的解构是从故事的多视角、多时间的叙述方式上:在《黑人非洲的个人统治》中,政治学家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和卡尔·罗斯博格(Carl G. Rosberg)评论这些独裁者的统治:“独裁统治有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哪怕一位统治者目前看来大权在握,命运仍然有可能带来改变……因为个人统治中的终极不确定性就在政权中最脆弱的地方:统治者自己。”正是因为个人生命的不稳定性和对死亡的恐惧,统治者才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时间。在小说的开头,“领袖”惩罚他的妻子,将她幽闭在一个所有时钟都停摆、日历都不前进的房间,直到她肯低头认错,他才会让她继续被“暂停”的生命。“领袖”希望自己掌权的历史成为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永恒神话,他在全国范围内,以他为中心,改造课程,重写历史,号召人们拥抱“传统”,抵抗所谓的现代化。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时间凝固在他治下的现在。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从旁白的口中得知,原来“关于他是如何登上权力巅峰的,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在“第一任领袖的神秘去世”之后,他签署了许多犯人的处决命令,“领袖突然意识到,他在纸上的签名,和他口中说出来的话,原来可以直接让一个人丧命。从那刻起,他开始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现在是元首了”。在这些时刻,“领袖”的权威被旁白者讲述的流言削弱,他不再掌握书写春秋、控制过去的权力。“流言”,或者“谣言”,也因此成为小说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开头关于“领袖”生病的五个传闻,不仅是小说内容结构的铺垫,也成为了在“领袖”还没有生病时就对他得怪病的预言。甚至可以说,整个《乌鸦法师》都是由不同人口中讲述的故事拼凑而成。谣言带来恐慌;恐慌引发变化。这种谣言/预言的自我实现和不可知感,是独裁者最惧怕的东西,也成为反抗独裁者对时间的控制的有力武器。就像《叫魂》讲述的,1768年弥散在江南地区的“剪发辫叫魂”流言,下层民众与上层权贵感受到同样的恐慌。在《乌鸦法师》中,谣言代表的众口相传、多元反覆的人称转换,和循环往复、非线性的时间顺序,成为了对独裁政权渴望的单一、线型叙事的最佳反抗。

  “泰晤士河岸的非洲文学”除了史诗般的故事之外,《乌鸦法师》最有特色的一点还是语言。原作由基库尤语写成,是已知用基库尤语写成的最长的书籍。

  语言的选择成为恩古吉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他从小就学习了英语,在肯尼亚紧急状态的那几年,说基库尤语是一种“罪行”,会被打的。在他决定要抛弃英语,用本族语言写作的时候,这种选择和他的改名一样,也成为了一种对欧洲语言霸权的殖民主义的有意识反抗。

  在恩古吉主持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CI)的国际写作与翻译中心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语言的权力结构。在一次采访中,恩古吉谈到:“全球化是由欧洲语言主导的,尤其是英语。如果我们不握紧语言这个知识生产和知识赋权的工具,我们要如何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人们失去自己的语言,它们就失去了定义和生产自己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这意味着他们要通过欧洲的历史定义自己,同时,他们自己的记忆被拒之门外……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记忆被撒播在世界各地,首先是在土地上。在南非,道路、山川的名字,大多都是欧式的。它们曾经也拥有来自本土语言的名字,但是现在却以来自欧洲殖民主义的名字为人所知。这样的记忆也植入人体,人们取的都是来自基督教的欧洲名字。我们成为活在他人记忆中的人,我们自己的记忆逐渐消失,变成一个梦,或者成为间接的回忆。”

  “欧洲语言本身没有错,欧洲语言创造了丰富的文明,但是,用亚洲语言和非洲语言来创作也是同样重要的。可是现在欧洲语言成为了知识生产的通行用语……许多人认为非洲语言无法用来谈论性或者科技,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在拉丁语是霸权语言的时候,如果你用英语写作,也有人会抨击这是粗俗的语言,或者,英语不适合哲学。法语和俄语也曾遇到相同的问题。”

  所以,在恩古吉看来,《乌鸦法师》一书最大的意义是,“证明了非洲语言可以用来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事。它可以谈论巴西、印度、亚洲、中国、天文、哲学等等”。而且,身为非洲作家,最重要的是主动选择用非洲语言写作。如果一个国家的菁英阶层用大众无法阅读的语言创作,这是有问题的。对于亚洲、非洲的作家来说,挖掘本民族语言的潜能,用自己的语言生产知识,不诉诸切换为英语的惯习与捷径,也是挑战。

  然而,虽然《乌鸦法师》是由基库尤语写成,也在肯尼亚国内发行,但几乎所有国际读者和文学评论依然要依靠在西方出版的英文版。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翻译家斯皮瓦克评论恩古吉的《精神的去殖民化》一书时问:“一个人到底是该用本民族的语言,面向小众但是熟悉的读者写作,还是应该用英语,面向国际化的读者写作,让作品可以立刻成为世界文学……对恩古吉而言,他尤其希望能够用本土语言为底层人民创作,却因此陷入使用本土语言和触及全球读者的矛盾之中。”正如学者蒋晖所言:“今日我们所阅读的非洲文学,其合法性不是依靠非洲读者来维持的,而是依靠国外出版社、评奖体制、国际非洲文学消费机制、非洲大学文学系的经典化和都市报刊与读书沙龙来维持的。”非洲文学的传播要依靠英文写作和塞纳河或泰晤士河两岸的出版社——这成为非洲文学难以回避的困境。

  《非洲文学批评史稿》中谈到:“虽然撒哈拉以南多数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但如果离开了殖民者的语言,不同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就很困难。”这是用本土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的又一个困境。斯皮瓦克谈及自己的翻译经验时说,全球化中的语言霸权让翻译的终点永远是英语,起点却不是一个固定的语言。如果说翻译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运作,在英语成为全球的默认通用语(Lingua Franca)时,弱势语言彼此之间的交流便受到制约。

  恩古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来说,它们的弱势地位并不是因为语言本身弱势,而是被边缘化的。我们希望能推进文化的对话,让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能够互相交流。我们认为翻译是对话,而对话意味着平等。有时候,我们能看到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被翻译成处于霸权地位的语言,偶尔,霸权语言会被翻译成弱势语言,但我们鲜少看到边缘化的语言之间有互相翻译交流的机会。”现实正是如此。虽然恩古吉的作品都能找到英文译本,但在中文圈中,目前也仅能找到《一粒麦种》、《大河两岸》和《孩子,你别哭》这三本早期著作,以及《十字架上的魔鬼》、短篇小说集《隐居》。

  《大河两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在1980年代,恩古吉还曾用基库尤语做过一个会议发言,并在享有盛誉的《耶鲁批判学期刊》上用基库尤语发表过一篇批判文章,但是他最终却并没有遵守自己再也不用英语写作的誓言。199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或许是因为在美国流亡的处境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他又开始使用英语。这一选择也是他的作品、和许多像他一样的非洲作家的遭遇。

  2004年,在恩古吉携《乌鸦法师》重返肯尼亚的第二周,他和妻子的寓所被四名男子袭击,他被殴打,脸部被烟头烫伤,他的妻子则遭到强奸,他们的贵重物品被洗劫。“这不仅是抢劫,而且是有政治意图的——不管是来自旧政权的,还是新政权的。”尽管莫怡已经下台,但恩古吉并没有重返肯尼亚,而是依然定居在美国教书。他22年的流亡生涯、和来自国内政治的阴影,不仅说明了恩古吉和肯尼亚的复杂关系,也反应了他本人作为一位非洲作家的困境。一方面,西方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霸权地位,但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机构作为一个避难所,又可以给在本国无法安全发声的作家提供一个虽然远程但却能自由批判国内政治的环境。恩古吉既受制、也受益于他所批判的不平等结构。

  这种和霸权文化的矛盾关系或许是目前后殖民时代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就像恩古吉的两个名字——他到底是詹姆斯‧恩古吉,还是恩古吉‧瓦·提安哥?在2011年出版的《战争时代的梦:童年回忆录》里,恩古吉揭示了又一个片段——其实恩古吉‧瓦‧提安哥也不是他的本名,在他受洗之前,他其实已经改过一次名字了,他最早叫自己“恩古吉‧瓦‧万基库”(Ngugi wa Wanjiku),意思是“恩古吉,万基库的儿子”,万基库是他母亲的名字,因为他很少见到父亲,就以母亲介绍自己。结果,在他上学点名的时候,老师问他:“那你父亲叫什么?”他说:“提安哥。”从此他开始在学校里使用“恩古吉‧瓦‧提安哥”这个名字。

  所以,“恩古吉‧瓦‧提安哥”是“真名”吗?还是看似返回了“去殖民化”的真名,其实只是返回了一层更深的父权制惯习?在他最新的回忆录里,他重新开始审视被自己抛弃的、曾经叫“詹姆斯”的那个自己——没有詹姆斯以及他拥有的、与这个名字所连结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也不可能会有后来的恩古吉‧瓦·提安哥。抛弃一个名字容易,但是要厘清两个名字的关系,就像在后殖民主义的世界中寻找本土与全球化的平衡一样,才是挑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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